「一個婦人半夜在漆黑中，蹲在家中大廳切菜…..」，這不是恐怖片橋段，而是惠芳婆婆患上腦退化症後的 「奇怪」 表現之一。惠芳婆婆的長子 Stanley 是位藥劑師，可能是專業人士的背景, 令他面對媽媽患病後彷彿變了另一個人時，尚算能保持積極樂觀，努力尋找幫助媽媽的方法。但在困難重重的求醫過程中，他也有情緒不支的一刻，並深深體會到，社會因為不理解腦退化症而未能好好對待患者。
Stanley 在2013年9月發現媽媽好些行為顯得 「不對路」，例如投訴每月準時給家用的 Stanley 幾個月沒有給家用。Stanley 意識到要 「醫」，怎料一開始求診，已經處處碰釘。在公立醫療體系中，所有專科必需先由普通科轉介，「當時社會對腦退化症認識不多，醫護界亦不重視腦退化症早期診斷，公立醫院每個科最低限度也要輪幾個月。」 Stanley 惟有安排媽媽看私家醫生，但應該看甚麼醫生？ 連 Stanley 這個藥劑師也被考起，只是隱約覺得是精神科。經過一輪搜尋，終於安排媽媽到了一位私家醫生處進行評估。
雖然惠芳婆婆開始服用醫生處方的 「補腦藥」，但情況未見好轉，繼續不斷出現旁人難以理解的行為表現。其中一次，她衝了上 Stanley 妺妹的家，硬指女兒偷了自己的金鏈，而且情緒失控，家人無計可施，惟有召喚救護車送她入急症室。這一次入院，開啟故事的另一章：原來在香港難以找到善待腦退化症患者的護養院舍。
惠芳婆婆在醫院待了一段時間後，醫院不斷催促 Stanley 要接媽媽出院，於是Stanley 四出尋找護養院舍，親身到訪了不下十數間，但卻發現沒有一間懂得照顧腦退化症患者。所有護養院舍幾乎只有一招—— 「綁」！將患者綁在床或椅上，以確保患者安全和不會擾亂院舍運作。Stanley 眼見媽媽在醫院已經被 「綁」 得情緒不穩，只想找一間不會強行綁著患者的院舍，即使多付出金錢亦不成問題，但始終未能如願。
幸好，在他幾乎絕望之際，經社工轉介下，認識了賽馬會耆智園，經過評估後，媽媽能夠入住耆智園宿舍。「這裡很不同，用『導向』代替綁，不論是穩定情緒，或是加強方向感，他們也是用引導方法，引領腦退化患者的思想或步履走向正確目標。」耆智園希望為護理院舍業界提供示範和支援，改善香港照顧腦退化症患者的服務。
惠芳婆婆入住了耆智園宿舍， Stanley 也感到鬆一口氣，「我起碼知道她安全，也知道她得到有尊嚴的照顧。」 回想求醫和尋找院舍過程，Stanley 坦言照顧腦退化症患者壓力巨大，每天理智與感情鬥爭，「我的媽媽是典型完全為家庭付出的那一類型，年輕時不怕辛苦，早晚各做一份工賺錢，只是為了搬離公共屋邨，遷入私樓，讓兒女有更好成長環境；到她病了，我們很想為她安排最好的照顧，卻發現社會上的服務跟不上需求，很不好受。」
從宏觀來看，長者昔日努力工作，造就香港這個「家」社會經濟發展，為今天穩健經濟奠下根基，到他們老來，社會不就應該回饋多點資源在他們身上，讓他們有尊嚴地生活嗎？
特別鳴謝賽馬會耆智園竹悉心安排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