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融樂會創立人王惠芬（Fermi） 自言自己有過度活躍症！她一向幹勁十足，十多年來一直為居港的少數族裔人士爭取權益。被公認為大笑姑婆的 Fermi 熱衷於社福和時政議題，她 2013年患上子宮肌瘤，她也沒有被打倒，仍然活躍於不少民間團體，甚至成為佔中運動的核心義工。但真正的考驗，是雨傘運動後，她患上抑鬱，這名大笑姑婆開始愁眉不展。禍不單行，2016年中， 她發現患上乳癌。癌症和抑鬱雙重夾擊下，Fermi 不知不覺走入生活黑洞中；今天，她發現黑暗盡頭有光明，還帶來她新的方向。
雨傘運動完結後，Fermi 生活習慣大變天，一時一覺睡上兩日兩夜，一時兩、三天也睡不著，她起初以為只是身心疲累，但後來開始無緣無故流淚，求助醫生，原本只是希望醫生給她開安眠藥，結果知道自己患上抑鬱。
服藥後，抑鬱情況改善多了。但屋漏兼逢夜雨，2016年初她發現患上乳癌，要用上標靶藥，一針1.8萬元，整個療程一年半內打18針，費用超過32萬，還未算上診金和身體檢查等各項費用。為了節省醫療開支，Fermi 暫停看私家精神科，轉到政府覆診，卻沒想到，她抑鬱情況變得日益加重。「我食開嗰隻抗抑鬱藥，私家醫生用正廠藥係有效，但政府用副廠嘅藥，平啲但冇效；另外係食緊嘅抗癌荷爾蒙藥，都會引發抑鬱。我當時唔知，食咗十個月，自己有莫名嘅傷感，會無端端流眼淚，會想自殺，如果屋企有露台，我諗我跳咗落去死咗！」
昔日強者變為軟弱無助的病者, Fermi 幸得丈夫對她呵護備至。 Fermi 做化療，老公跟她一起剃光頭以表支持；她嘔吐，老公不斷替她抹身又抹地。人患上抑鬱，不能單靠意志來克服, 身邊人的支持十分重要。 Fermi 最初沒意識到自己的抑鬱日漸加重，家人慘變成 Fermi 的出氣袋，「我老公啲鞋一直亂放，唔會擺喺鞋櫃。我當時唔知點解覺得好忟，會鬧『搞錯呀！你可唔可能擺好啲呀！』，同我同住的姨甥女都怕咗我，不斷催我重投工作。」 最誇張之時，她竟想到要離婚。
「抑鬱最恐怖係，你根本唔知點解會咁。」 Fermi坦言，以往一直覺得自己又能幹又樂觀，但抑鬱症令她變成了另一個人，「因為失去生活動力，我開始爽約，係我成世人都唔會發生嘅事，於是更加怪自己，就更負面，更加覺得活著係冇意思。」
經過十個月黑暗歲月，Fermi 重新服用私家精神科醫生處方的正廠藥物，病情終受到控制，變回大笑姑婆。Fermi 是少數較為幸運的抑鬱症病患者，有家人照顧，亦尚算有經濟能力自費使用標靶藥物治療癌症，以及服用較昂貴的抑鬱症正廠藥物。
看到社會不公，重拾助人熱情
當Fermi精神稍為好轉，她的心思便轉回社會上的不幸人士和不公制度上去。過去兩年多，她經常進出醫院，接觸到不少癌症和抑鬱症病人，他們當中有人因經濟壓力、生活條件、家庭環境等原因，得不到最適切的治療。Fermi 慨嘆，窮人沒有患病的資格，「愈窮，的確會愈見鬼，你窮，你唔好有癌症！你唔好有抑鬱！我識一個病友，因為剛剛過了申請資助標靶藥的資產審查，要賣樓醫病，佢覺得好內疚，因為唔會再買得返樓。一講到錢，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夫妻關係、親友關係等等。」
更有單親病人因化療時無法照顧家中兒子，惟社區兒童託管服務不足，病人索性放棄化療。「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啲家務助理或者義工隊，可以喺最緊急嗰一、兩個月，幫佢做吓家務，照顧屋企，探病陪伴？喺非常時期有人關愛，可以紓緩疾病帶來嘅悲觀同痛苦。」
Fermi認為這是一環扣一環的社會問題。除了社區照顧，政府亦必須增撥更多資源，在醫療系統中正視精神病。「抑鬱症睇政府醫生，大約5至7分鐘。好似我精靈啲，2分鐘就走，我完全明白醫生的困境，他不是不想關心我，而是門外還有一大隊病人等著他。」
調適自己，重新上路
現在的Fermi重新調整自己的心態面對病患，「我接受了自己全職病人的身份，才能坦然面對密密麻麻的覆診、復康日程。」同時Fermi投身癌症義工行列，以過來人身份與病友分享自己的經驗，以舒緩病友的恐懼；一個身份怎能局限「無時停」 的Fermi呢？她現正同時結合自己親身經歷和社會政策知識，開始研究香港醫療政策和倡議工作，希望扭轉「無錢病不起的」慘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