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建雄（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主席）
| 編按：這篇文章出自一位資深社工的親身經歷。梁先生在輔導工作過程中，深深體會人總是珍惜自己生命的。可是目前的社會制度和環境，卻有很多不足之處。梁先生以積極的態度，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
一名九歲女童自殺，議員專家紛紛作出評論，普遍意見認為是小孩子的抗逆力出了問題，亦有一些人說是家長對孩子的關心不足，託兒等社會服務又不足所致。一時間，專家言論滿天飛，加強生命教育與兒童照顧服務的訴求如沸騰之水。筆者作為一個社工，或亦可受惠於隨之而來的「加強」工作，即使撿不到額外的薪水，工作量與責任或亦可酌量減輕。然而，現今的兒童問題，是否真的能透過這些措施解決？
生有可戀就不想死亡
有人問，為何一個九歲的小女孩要尋死？好端端的一個小朋友，在一個人人認為應該無憂無慮的年紀，為何要自尋短見？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大家應該先從反方向去思考：究竟，小女孩為何要生存下去？
筆者以前接受哀傷輔導訓練時，導師曾叫學員設想一個情境：「若你現在坐在飛機上，但五分鐘後飛機便會撞山，你將會一命嗚呼，請你用僅餘的時間，寫下你的遺書。」不消一瞬，差不多所有在場的學員都痛哭流涕，悲慟得未能寫出隻字。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每一個學員都「生有可戀」；在寫遺書的一剎那，人人都想起自己牽掛與不捨的人和事。事實上，一個對生命有眷戀的人，當然不會希望自己的生命這麼快結束。
然後，大家可否想像一下，今次自殺身亡的女童，她對生命留戀甚麼？
記得筆者年少時，對生命是充滿期盼與希望的。例如每個星期，我都會期待爸爸星期天會帶我上酒樓，然後買一本《老夫子》，兩父子邊啖點心邊看書報。有時好運碰上爸爸好心情，還會有機會隨他由土瓜灣步行到油麻地的牛奶公司雪糕屋，吃一個「單寶筒」，再在回程時用自己省下的零用錢買一塊新的兵乓球拍。那時候，小小的心靈從沒有想過自殺，甚至對死亡很是恐懼。然而到今天，小孩的期盼究竟是甚麼？是一頓迴轉壽司？是一個新的 NDS遊戲？是一份好工作？還是怎麼求也求不到的父母陪伴？
筆者的兒子三歲，對死亡沒甚麼概念，有時過馬路，我會提醒他：「小心拖著我，不然便會車死死（童言總是用疊字組成的）！」。然後他會問：「死了又怎麼樣？」我就會說：「死了就見不到爸爸媽媽，你想嗎？」他就會立即說：「不想！」然後緊緊的拖著我的手，生怕會就此失去了我似的。但是，今次尋死的小女孩，著緊的又是不是一樣的東西呢？還是如很多傳媒所說，是那倒退了點點的成績呢？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工人用汗水與勞力辛苦換來的，不是滿足感。社會的一切價值，大多被物化與錢財化。人們不斷工作，然後用得來的薪金去購買物質和快樂，漸漸地墮入不斷追尋金錢的遊戲。大多數人都相信，金錢是成功與快樂的指標，而理想的學業則是獲取金錢的鑰匙。
成績金錢成生命意義
於是，不論社會發展得如何不公平，人們要如何工作十多小時才可以換來一家人的溫飽，他們都無怨無悔。不少人還會不斷提醒下一代：一定要用心讀書（注意：不是學習），否則將來要「乞食」。漸漸地，他們開始忽略了人生在世最常會留戀的，通常都不是金錢，反而是人情。而當他們自己都忽略與孩子相聚溝通的重要性，孩子難免亦會誤將成績與金錢當成生命的意義。
然而最壞的，就是政府也在助長這樣的氣候與看法。最近社會福利署開辦了日間寄養服務，目的就是為那些每天工作十多小時的父母，安排一個陌生人替他們照顧孩子。然後，若孩子的身心發展未盡如意，抗逆力不足，政府又投放大量金錢在中小學辦一些「成長計劃」。於是我們學校由以前每校只有半個社工，到現在一校有兩個甚至三個社工。甚麼「成長的天空」、「有營特工」等計劃一個又一個。漸漸地，政府與福利的機器替代了家庭溫暖與親情。但諷刺的是，服務雖然每年增加，換來的卻是更多的家庭暴力與自殺數字。
究竟何時，我們的政府與社會領袖才會醒覺到，孩子們需要的，不是再多的社會服務，或是更完善的福利配套？事實上，社工與服務不論多專業，都替代不了親恩人倫這些無價之寶，亦只有這些金錢買不到的東西，才可以令孩子們「生有可戀」，勇敢地面對前路。
轉載自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