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每個人有多少收入通常被視作私隱，很多人不願意向朋友甚至家人公開，而詢問別人其收入也顯得沒有禮貌。不過，芬蘭卻別樹一幟，每年在被戲稱為「國家妒忌日」的11月1日，政府會公開每名公民應課稅收入的資料，任何人都可以搜尋得到。
芬蘭一名新聞報道員Yle Uutiset這樣形容這項獨特的做法：「每年一度的財政狀況偷窺或許會令世界其他地方大感驚訝，但卻成為芬蘭重要的全國性事件。」芬蘭的記者到那一天會在一大堆數據中找出誰是收入最高的芬蘭人，以及眾多名人有多少收入。當然，富裕的人有很多途徑可以避稅，因此應課稅收入並不足以反映全面的真象，但是也可以看到全國五百五十萬人民收入的一鱗半爪。
登上收入榜高位的人，或許會引以為榮。今年芬蘭收入最高的人，跟過去多年一樣，是遊戲開發公司Supercell的兩位創辦人 Ilka Paananen和Mikko Kodisoja，分別有七千四百萬和六千五百萬美元。對於收入最高，因而要交最高的稅款，Paananen在2014年曾這樣回應：「我們獲得很多來自芬蘭社會的幫助，現在是我們作出回報的時候。」
芬蘭政府作這樣的公布，目標當然不是為了滿足國民的好奇心，而是期望藉著開放資訊，讓公眾可以對收入分配的問題作公開討論，同時協助消除歧視，以及令那些透過避稅減低應課稅收入的人聲譽受損。
宏觀來看，芬蘭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成員國中收入懸殊程度較低的其中一個，不過仍出現男女不均的情況：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的低16.5%（美國則為18.5%）。
芬蘭並不是唯一會公開納稅人資料的國家，瑞典和挪威也有類似的做法。瑞典人可以撥電話到稅務局，查詢任何人的財政狀況，稅務局會告知查詢者，不過也會知會受到查詢的人。
北歐多個國家這種措施，被視為有助提升社會的信任和透明度。丹麥哥本哈根快樂研究學院分析員Michael Birkjær認為，「信任」（其他人和制度）是這些國家長期在全球最適宜居住地方排行榜中位於前列的原因之一。
不過，這種提升透明度的措施是否真的能促進平等還欠缺數據來證明。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專門研究稅務法律的Kristiina Äimä認為：「公布個人的應課稅收入對社會是好是壞惹人爭議。有人認為提高透明度可促進民主；但也有人認為這違反了保障私隱的原則。」
有批評特別指出了「妒忌」的因素，認為知道其他人賺多少錢，很有可能導致大眾將收入與快樂掛鈎。加州大學在201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僱員知道同事的收入，整體來說有不良效果，收入低於中位數的僱員工作滿足感較低，也較有可能想找另一份工作，而收入高於中位數的則不受影響。不過也有研究指得知同事收入可起到正面效果，例如2016年康奈爾大學的研究發現這有助提升工作表現。
類似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地區似乎未見出現，也不見得會有這種趨勢。在美國，很多公營部門職位的薪酬是公開的，在商界雖然也有一些公司仿效，將各同事薪酬資料在機構內部公開，甚至開放予公眾知悉，但這類公司只佔極少數。婦女政策研究學院在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有25%私人機構禁止僱員談論薪酬。
在美國奧羅爾羅伯茨大學教授領導學及創新的David Burkus副教授認為，不是很多機構可以走上完全透明的路徑，「不過，大部分仍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例如可以告知僱員，薪酬是怎樣釐訂的，以及他為甚麼會得到現行的薪酬。研究文獻指出，這兩項資訊都有助提高僱員士氣，也令他們更有歸屬感。」
另一方面，商界正出現要求機構更為透明的運動。例如世界各地的Google辦公室在11月初曾舉行集體示威，其中一項訴求正是改變薪酬不平等的情況，行動組織者表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透明的數據，按照職級和業內年資，顯示因應性別和種族而產生的薪酬差距。有關數據應向所有人公開。」由此看來，薪酬資料日趨透明，很可能已是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