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阿釗被診斷患有嚴重抑鬱症。他步入房間後,記者一直覺得他跟普通人無異,加上他在訪問中,有條不紊地解釋自己患病的經過、受家庭暴力對待的黑暗歲月、不同精神病的學名和治療方法,還對藥名瞭如指掌。記者不禁問:「你完全不像精神病患者,是不是因為已經完全康復了? 」釗苦笑一下,有點尷尬地分享:「我上個月,才因為在巴士抵受不了別人的挑釁,控制不了情緒,與人爭執,結果要上法庭,被判守行為。」
阿釗參與了善導會的「生命繪本2.0」計劃,透過動畫,與大眾分享他患上精神病的經過和復元過程的挑戰。「精神病」這三個字聽起來很嚇人,其實患者跟大部份人一樣,不免情緒起伏,只不過有時反應過大一點。反而是偏見和歧視令精神病變得很可怕。
從釗中一、二那段日子開始,他的爸爸因為工作不如意,開始酗酒,並以暴力對待釗和釗的媽媽。最嚴重一次,在釗十九歲的那一年,爸爸拿起菜刀揚言要斬死他們,當時還是學生的釗鼓起勇氣報警,卻換來家人怪責他不懂「顧全大局」。爸爸後來離家出走,兩位哥哥一直責怪釗「拆散頭家」。釗在這樣的環境下,渡過了超過十年的時光,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
釗多番有尋死的念頭,他憶述:「我經常想着怎樣死,有一次絕望到極點,覺得生命完全沒有曙光,想過在紅磡碼頭跳下去,結束生命。」
幫助別人等如幫助自己
釗感恩自己有機會透過幫助別人,成功走出自己的牛角尖。放下憤恨,關心長期虐待自己的爸爸,陪伴爸爸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不再遺憾。
阿釗確診患上精神病後,積極配合治療,按時服藥之餘,更為自己尋找善用時間的機會。他跑去應徵社福機構的「照顧者支援員」,陪有需要的老人家到醫院覆診,他坦言見盡老人家晚年淒慘的苦況,令他想起當時住在老人院,不良於行的爸爸,「其實自己爸爸也像接受我幫助的老人家一樣無依無靠,我當時真的無法原諒他,所以我和自己說,就當他是一個本來不認識的老人家,以一個新角度去認識這位伯伯。」就這樣,釗和爸爸變得「有計傾」。釗默默陪伴爸爸走完最後一段路,二人關係雖未至親密,但至少化解了多年仇恨,「照顧了爸爸一段時間後,他的性格明顯變得和藹了,沒有了戾氣。」釗慨嘆這一刻來得有很遲,但也覺得無憾了。
釗現在是善導會的正式員工,是精神病患者的朋輩支援員,主要以過來人和同行者身份支援精神病患者或復元者,包括陪他們去覆診和聆聽他們的需要。若發現他們有特別需要,便會轉介社工跟進。
釗強調不是「齋傾和齋講」,他也花不少心思來設計不同課程,讓精神病患者參與。釗興致勃勃介紹他即將舉辦的「智能手機應用班」,「因為智能手機可以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便利,但很多會員(編按:釗以會員稱呼他所服務的精神病患或復元人士)卻不懂使用。」釗分享「課程」的重要:「除了實質要學到甚麼,更重要是令他們不要迷失在空閒時間中,而且可以建立他們的自信,讓他們願意與人溝通。」
對未來充滿企盼
釗希望自己未來的生活更自由,他勉勵同路人不要對自己的病鞭韃,要珍惜自己和認識自己的需要,「偶然,想『縮』是正常,但不要『縮』一世。」釗更希望自己「做好呢份工」,「我有試過弄錯日子,休息的日子,卻走了回來,也常忘記事情。現在的工作是我患病後,十年來,第一份正式工作。我希望可以提升工作表現,以行動告訴社會,我也有能力回饋社會,而且幫助社會更加明白精神病復原人士的情況和需要。」
釗坦言在助人的過程中自己獲益良多。「幫他們即是幫自己。」這也正正道出了,若果社會積極接納精神復原人士,讓他們重投社會,利用自身獨有的經驗來回饋社會,所有人都是贏家。